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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余晓丽的委托（第1页）

煤油灯的照明亮度比不上钨丝灯、白炽灯，仅能照亮面前有限的视野。

不够澄净的暖黄色灯光中，余晓丽仍然穿着上午那身灰色中山装，但没戴红军帽，耳朵边别着一只野雏菊卡，手边放着一本厚实的大书，坐在聂子航对面一边翻阅资料，一边艰难地书写着什么。

而放下笔的聂子航，却在这时不由自主地笑了。

燕京大学在建国初期出版的法语字典，他简直不要太熟悉。

2o12年，聂子航于燕京大学就读大二的时期，系教授曾在课堂上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的翻译演变历史，并要求课后分别以建国初年的法语字典和现代法语字典为不同参照，翻译两份《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章节。

聂子航英、法双语的深厚翻译功底，也是在大学时期一步一个脚印打下的。

余晓丽手中的文件，应当是一份法语专版的技术性指导文件，即便是倒着悄悄偷看，聂子航也能在数秒间获取文件信息。

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而同声传译的要求要更高。

不是数秒，而是瞬息。

而余晓丽显然不是法文翻译的专业性人才，从她频繁翻阅法语字典的生涩程度就能窥见一斑，更别说符合译文的“信达雅”

准则。

不过，翻译信达雅原则也不是万能适用的。

像技术性文章、科普性报刊、新闻谈话等翻译文件，以及一些交流峰会上的同声传译，更需要符合实时、准确、无误的基础性要求。

从业同声传译近十年的聂子航，也在高强度的翻译事业中形成了职业性强迫症。

他完全无法忍受翻译上的明显瑕疵，就像强迫症患者无法忍受摆放桌球的时候不按颜色对齐一样。

于是，当“Ligne”

这个法语词汇本该在文章中表意“对齐”

，却被余晓丽翻译成“线段”

的时候，聂子航终于忍受不住地开口提醒道：

“同志，这里应该翻译成‘对齐’。”

听到聂子航的提醒，余晓丽抬起头，不无惊讶地投来目光：“这位同志，你懂法文？”

“稍懂一点儿，”

聂子航谦虚地笑了笑，然后用笔杆指着文件上的法文印刷句子，“这句话应该是说，‘将标尺与数据对齐，从而验证对照结果是否正确’。”

余晓丽听着聂子航标准流畅的翻译结果，不禁低头看了看自己磕磕巴巴的译句草稿，惭愧地笑道：

“这是都工业局的技术译制原本，我虽然有幸在英国学习，但对法文一窍不通，本想拿着它来试一试，研究研究，却举步维艰……”

聂子航道：“今天郑厂长带领我们迎接技术组抵苏的时候，我也听说了余同志的经历。只是，这既然是工业局的翻译原本，为什么不找翻译院相关人员解决？”

余晓丽叹了口气，细细说道：“这篇原稿已请翻译院的同志做了翻译，只是……工业局内部并没有储备的翻译队伍，即便是都翻译院里，如今能上阵的除了几位老前辈，真正能帮上忙的知识青年少之又少。

如今国内工业生产进展虽然有进步，但与西方依旧有不少差距，我们既要赶，也要学习，工业局里需要研究的外文稿子不少。

我留过洋，到底有着英文底子，特地向组织申请借出这篇原稿，想着趁下苏南县这段时间自学法文，没想到跨语种之间难度极大……”

聂子航于倾听之间不时点头，余晓丽同志说的不差，高考断层十年，人才培育衔接不上，基础文化普及都成问题，培养翻译类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困难。

“余同志，如果你在翻译上遇到困难，或许我可以帮忙。”

余晓丽眼睛一亮，转而又好奇道：“你也留过洋？哦对了，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聂子航，子孙的子，航行的航，”

聂子航脸不红气不喘地编道：“我没有留过洋，但十几年前的初中老师是从上沪下乡来的，教会我一些法语基础，由此产生浓厚了兴趣。有了老师引入门之后，我自主学习虽然有困难，但也学到许多，做些普通翻译不难。”

余晓丽点了点头，又笑道：“聂子航同志，你的悟性真好，当年我学英文，‘水门汀’这个单词都记了好几天。”

说到这里，聂子航身边坐着的一个男同志突然靠了过来，压低了声音问道：“两位同志，是在讨论西语翻译么？”

聂子航看着这张脸，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