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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二十三年（第2页）

莒子庚舆为人残暴而喜欢弄剑。只要是铸了一把剑，必定要用人来试一试。国人因此而惶惶不安。大概是觉得有晋国做靠山吧，庚舆又想背叛齐国。这真是脑子进水了。晋国远在山西，齐国和鲁国近在眼前，远水救不了近火。你去年得罪鲁国，今年又想得罪齐国，到底是要闹哪样？莒国大夫乌存受不了他这么乱搞，带着国人驱逐他。庚舆将要出国，听说乌存拿着殳站在路边，害怕会将他拦住杀了。苑羊说：“您就放心过去吧！乌存因为勇力就已经出名了，何必靠弑君来成名？”

庚舆于是逃奔鲁国。

鲁昭公十四年，莒国先君著丘公去世，其子郊公即位。大夫蒲余侯发动政变，迎立庚舆为君，郊公逃奔齐国。现在，齐国人又把郊公送回莒国继承了君位。

吴人伐州来，楚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

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

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

君臣之辞也。不言战，楚未陈也。

吴国讨伐州来，楚国司马越带领楚军以及诸侯的部队奉命奔赴救援。按照楚国的体制，令尹是首席军政长官，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理应令尹阳亲自出马才对，为什么是司马越率军呢？答案是：阳也在军中，只不过是因为患了病，只能请越代理军务罢了。

吴国人在钟离抵御楚军。双方对峙的时候，阳去世，楚军的士气大为低落。吴国的公子光看到了苗头，说：“跟随楚国的诸侯虽然多，但都是小国，因为害怕楚国而不得已前来。我听说，做事情如果以威严来克制感情，虽然弱小也必定成功。胡国、沈国的国君年轻而浮躁，陈国的大夫啮虽当壮年而顽固迟钝，顿国和许国、蔡国都痛恨楚国的领导。楚国的令尹去世，他们的部队军心涣散。现在的情况是统帅地位低下，下属诸多宠臣，全军政令不一，七国同伙而不同心，统帅因为地位低下而不能整顿军令，没有很强的威信，楚军是可以打败的。”

公子光提出，可以先分出部队进攻胡、沈、陈三国军队，他们必定会先逃跑。这三个国家失败，其他诸侯的部队就会动摇军心。诸侯混乱，楚军也必然逃跑。为此，吴国的先头部队要摆出一副无所戒备松松垮垮的样子，后面的主力则整顿军备严阵以待。吴王僚听从了公子光的建议。

戊辰日傍晚，两军在鸡父交战。吴王僚派囚徒三千人先行进攻胡、沈、陈三军阵地。这三个国家一看这个架势，以为吴国人很好对付，争相出击。吴国的主力分作三军在后面等着，中军跟随吴王僚，公子光率领右军，公子掩余（寿梦之子）率领左军。吴国的三千名囚徒有的逃散，有的停步，三国军队跟着乱了阵脚。吴军主力乘机进攻，三国军队败退，胡国和沈国的国君以及陈国的大夫都成了俘虏。又释放了胡国和沈国的俘虏，让他们逃到许、蔡、顿三国军中，说：“我们的国君死了。”

吴国在后面鼓噪进攻，许、蔡、顿三国军队也逃跑了。楚军本来没有斗志，看到这幅场景，也全军崩溃。

《春秋》记载：“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

前两者称“灭”

，后者称“获”

，是因为君臣有别。不提到“战”

，这是因为楚国还没有摆开阵势。

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

八月二十七日地震，把南宫极给震死了（估计是被倒下来的建筑压死的）。苌弘对刘文公说：“您可要努力啊！先君的努力可以成功了。周朝灭亡的时候，三川皆震。而今西王的大臣也被震死，是上天抛弃了他。东王必定大获成功。”

有必要解释一下：首先，这段话里的“先君”

是指刘文公的父亲刘献公。刘献公不想王子朝上位而极力支持王子猛，所以说“先君之力可济也”

。其次，周幽王年间，泾、渭、洛三川流域发生地震，被认为是西周灭亡的征兆。再次，当时王子朝占据雒邑，周敬王住在刘地，一西一东，所以分别称为“西王”

和“东王”

。

楚大子建之母在，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樊入，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越追之，不及。将死，众曰：“请遂伐吴以徼之。”

越曰：“再败君师，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

乃缢于。

前面说过，楚国的太子建的母亲是阳人。太子建逃亡后，他的母亲就回到阳居住。名义上，她还是楚平王夫人，但是她知道，总有一天从秦国来的公主会取代她的位置。出于怨恨，她暗中召来吴国人，为他们打开城门。十月十六日，吴国太子诸樊进入阳，将太子建的母亲和存放在城中的宝器带回吴国。

这里有个疑问，诸樊不是寿梦的长子吗？怎么又变成了吴王僚的太子呢？也许老左对于吴国的历史，始终还是有些模糊，以至于将人名搞错。而据《史记》记载，带兵迎接太子建的母亲的是公子光，这便说得过去了。总之，太子建的母亲到了吴国，对于楚国来说是一件相当恼火的事。司马越带兵去追，却没有赶上。越想要自杀。左右请求讨伐吴国，如果获胜的话，回去也好向楚平王交代。越说：“如果再一次让国君的军队打败仗，那就死有余辜了。丢失了君夫人，我不可以不为之而死。”

于是在自缢谢罪。

公为叔孙故如晋，及河，有疾而复。

鲁昭公为了解救叔孙婼，亲自前往晋国。到达黄河的时候，因为生病又回来了。

他这都是第几次过不了黄河了……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阳死后，囊瓦（字子常）接任令尹，此人的祖父公子贡（字子囊）乃是楚共王的弟弟，故以囊为氏。囊瓦上任第一件事，是增修郢都的城墙。沈尹戌以为：囊瓦一定会丢掉郢都。如果不能保卫国家，修城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古代，天子的守卫在四夷（天子有德，四夷咸服）；天子的地位下降了，守卫在诸侯（王政衰微，四夷不服，只能靠诸侯抵御四夷）。诸侯的守卫在四邻（诸侯有德，四邻不侵）；诸侯的地位下降了，守卫在四方边境。警备四方边境，结交四方邻国，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春、夏、秋三个时节的农事均有收获。百姓没有内忧外患，国都哪里用得着增修城墙？现在是因为害怕吴国，所以增修郢都的城墙，守卫的范围就很少了（说白了，仅仅是守卫国都）。国君地位下降到这个地步，能够不亡国吗？从前梁伯在公宫周围挖沟而百姓溃散（事见鲁僖公十九年记载），百姓抛弃他们的国君，不亡国，还等什么？划定疆界，修整土地，加高边垒，亲善百姓，强化社会组织，对邻国恪守信义，各级官吏慎守职责，对外交往有礼有节，不僭越也不贪婪，不懦弱也不强横，修整自己的防务，随时准备意外的发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诗》上说：“思念你们的祖先，发扬他们的美德。”

何不看看若敖、冒到楚武王、楚文王，领土方圆不过百里，警备四方边境，尚且不增修郢都城墙。现在领土方圆数千里，反而增修郢都的城墙，这不是很难理解吗？

确实，以楚国的强大，不把精力放在亲和百姓、安定四方，而是一味地增修郢都城墙，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如果真到了要靠郢都的城墙来防御敌人的地步，说明楚国已经岌岌可危，再高大的城墙也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