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韩起的看法和赵鞅接近,可是如果他也站在赵鞅一边,三比三,事情仍是无法解决。不得已,韩起只得宣布:“叔孙婼到来后,先行扣押。待双方对质,厘清事实后,再行处置。”
韩起的办法是取个折中,两边都不得罪。可是他的潜台词也很明显——鲁国被认定是错误一方,这是个有罪推定。有了这个推定在先,注定了从一开始鲁国已经隐入被动。
叔孙婼一进入晋国地界就被扣押。韩起命他和邾国代表当堂辩论,说清是非曲直,晋国的代表则端坐一旁,做出最终裁决。
叔孙婼跟父亲叔孙豹一样擅长辞令,行事秉持原则,依礼依法办事。父子俩的脾气也是一模一样——耿直倔强认死理。叔孙婼马上回绝了韩起,声称他不会跟邾国代表会面,只派随行的副手前去。
叔孙婼的理由是:依据周制,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鲁国是堂堂正正的周天子亲封的诸侯国,邾国不过是蛮夷,根本不配与他分庭抗礼。
叔孙婼的做法和说法都没错。他是鲁国的外事代表,奉鲁国国君之令行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代表鲁国。如果他与邾国代表面对面坐在一起,这是辱没了鲁国,间接也侮辱了鲁国国君。
然而,叔孙婼也有错,他的错误在于——错投了世间。这个时候的中原,从王室到诸侯,各诸侯国之间,充满火药味,这是其一。其二,晋国已非从前的晋国。
晋平公以来,晋国公室衰微,六卿各行其政,尤其是士氏和中行氏,表现得特别明显。
周礼进一步式微没落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公室的弱小,世卿大族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不再遵循固有的规则。他们崇尚的是打破一切旧礼陈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叔孙婼的举止言行是如此的不合时宜,甚至格格不入。毫不客气的说,他的说法做法根本是故意挑衅晋国的一班卿族。
果不其然,韩起怒了。他吩咐邾国人做好准备,把他们的来人聚集到一起,说是要把叔孙婼交给他们,任凭处置。
韩起这么做,无疑是将叔孙婼置之死地。鲁国和邾国因此事已成仇敌,他们岂会放过鲁国的大臣?
晋国司寇士景伯听闻此事,马上前来劝阻。
士景伯的理由很简单: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人,叔孙婼必死无疑。叔孙婼被杀,鲁国一定不会放过邾国,只有把邾国灭了才能泄心头之恨。
晋国是盟主,盟主的职责是讨伐不敬,调停矛盾。若是如此处理,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点燃战火,岂非失职?
士景伯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韩起这才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他吩咐邾国人先回去,鲁国一行继续扣押,留待处置。
东面的事情还没着落,南面的两国又来抢占头条——不出沈尹戌所料,吴国又对州来起进攻。
公元前519年夏,吴王僚亲率大军前来。
截获情报,楚平王命令尹阳匄、司马薳越率领楚国及其盟国附庸胡、沈、陈、蔡、许、顿等国的军士救援州来。
联军到达之前,吴军已对州来形成包围之势。眼见联军来势汹汹,吴军不得不撤去包围,扩大防守范围,往东迁移。最终,吴军驻扎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以逸待劳,恭候楚军的到来。
两军还未交手,楚国就先损失一员大将——令尹阳匄病亡。奉命出征之前,已是带病在身,舟车劳顿,加重了病情,迅恶化,以致不治。
楚国令尹的病逝,改变了整个战役的形势。
按照楚国的官员职事划分,令尹只是督师,还有司马指挥战役,各国也有作战将领,并非群龙无。
可是,这是打仗。先不论武器精锐与否,兵力多少,粮草是否充足,来到战场,最直观的先是军士的士气。阵前主将病故,绝非吉兆。楚国联军因此大感挫败,士气低落。
司马薳越不得不做出一个折中的决定——向南退守至鸡父,休整过后,待士气有所恢复再战。
鸡父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地处河南省东南端,临近河南和安徽交界处,南面是大别山,北临淮河。
为何退守此地?
鸡父在州来的西南面,留守此处,州来仍在视线范围,吴军有任何动静,楚军一目了然。这个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楚军在鸡父,吴军在钟离,两军对峙。楚军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拖,那么,吴军的态度又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