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梅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加地主子女家庭。爷爷是民国时期的秀才,法律专业毕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甚至于还会看风水,老家的房子建在地势较高地带,因此大水时,别人家的房子都被洪水淹没,他家的房子岿然不动。
红漆刷的大门,远远就能看到,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外人想找他们家,问当地老乡,就给指点找红漆大门,来人就都知道。
父亲是解放初期调到北京的国家干部。母亲家出身地主兼资本家。
本来薛梅的姥爷只做生意,不种地。天津、北京都有他家的店铺。别人总劝他说:“你虽然在外边生意做的不错,老了总要落叶归根,还是买几亩地留着好。”
姥爷耐不住别人的死缠烂打的劝慰,买了几十亩地放在那里没人种,也没人管。结果刚解放又多加了一个成份,那便是地主。
就因为这个家庭出身的问题,薛梅上学期间可是没少遭受同学的白眼。
那个年代,时不时地要求学生填家庭出身的表格。因为没有听说过自己是什么家庭出身,薛梅认为自己肯定是根红苗正。又听同学说家庭出身于工人、农民的最好。于是也没经过家长同意,便自己随便填了父亲出身工人,母亲出身贫农交了上去。
整天还乐呵呵地跟同学们炫耀。哪曾想她的母亲,就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单位被降了工资,父亲也被下放。
一个大院住着的同学,通过家属们一传十十传百的都知道她们家的事。可能是家长都不让同学们当着薛梅的面说,只是都躲得她远远地,而薛梅还傻傻地蒙在鼓里。
直到有一天,老师去家访。问她:你们家到底什么出身?薛梅没来得及说话,来看姐姐的舅舅在隔壁房间说了:“咱们家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
犹如五雷轰顶般,薛梅当时就傻眼了。她心目中自己一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没想到是这般糟糕的家庭出身。
她也不顾老师在场,张口便对舅舅说出了滚蛋二字。完了,一切都完蛋了。不仅在老师面前丢面,竟然还敢张口骂人。
那几年,刚刚恢复高中,本以为多上两年高中,往后拖一拖,能抱希望高中毕业留在城里的,这下您去农村插队吧。
她乖乖地打一个铺盖卷,跟着同学们去了远郊区农村插队。而李雅丽却被留在了城里,所以她心里很不平衡。
有时候她就想,怪不得同学们后来都不怎么搭理我了呢,原来人家早就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还总是沾沾自喜。那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让我们知道?难道怕我们受刺激?而这种刺激比瞒着不说更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将近三年的时间,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回到了北京,分配在工厂工作。又经过自己的努力,重新上学,重新分配到一家国家机关,从事外事工作。
当她再次遇到李雅丽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下期。
都机场候机大厅内,忙碌了一天的候机大厅,到了晚上终于安静下来些。此时出港入港的飞机不是那么频繁。薛梅准备乘坐晚上八点半的飞机,飞往南方某市出差,离飞机起飞时间尚早。她便来到三楼的商店转悠,主要是消耗等待乘机的时间。
从三楼的滚梯下到二楼,在滚梯的对面坐着两个人,她看着很眼熟。那不是李雅丽吗?边上一位男士,估计就是她的现任丈夫。
李雅丽也看见了薛梅,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
“怎么这么巧在这种地方见到你?”
李雅丽说道。
再次见到她,已经没有了上次见面时的神情呆滞、两眼无神的样子。好像现在心情很好,脸也有了一些光泽。
“是啊,我在等飞机。你呢?你也是等飞机吗?”
“我们也是,准备去长白山滇池看看。”
在李雅丽跟薛梅说话的时候,她老公也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做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雅丽的老公高峰,经常听她提起你,说你们在中学时就是很要好的,后来高中毕业就没有了来往。”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找一个人很麻烦的。”
“那你们赶紧互相留通讯地址,下次好联系。”
雅丽的老公还挺擅聊。
薛梅和李雅丽在她老公的建议下,马上记下各自的联系方式。
三个人站在滚梯旁边聊了一会儿,就都各自找自己的登机口。
望着雅丽的背影,身高算中上等、体型很匀称,她老公高峰从后面看两个人还是很般配的,但是长相真不敢恭维,因为没有见过她前夫,不知道她值不值得为了这个人而抛家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