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15)
十五
伊凡·米海洛维奇伯爵是退休的大臣,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的人。
这位伯爵从青年时代就有的信念是,如同鸟儿生来就吃昆虫、披羽毛、在空中飞翔一样,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师烹调的山珍海味,就是要穿最舒适华贵的衣服,要坐最舒适、最轻快的马车,因此这一切都要给他准备得好好的。此外,这位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里领到的各种各样的钱越多,能获得越多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是经常同皇亲国戚见面和交谈,那就越好。其他一切和这些基本信条相比,伯爵认为那都是微不足道,毫无意思的。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与此相反。四十年来,他在彼得堡就遵照这一信念生活和行事,四十年一满他就当上了大臣。
这位伯爵借以取得高位的主要本事是,第一,他能看懂写成的公文和法规,还能草拟公文,虽然写得不通顺,但可以使人看懂,而且不至于犯拼写错误;第二,他的外表格外体面,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摆出傲慢的神气,还可以摆出高不可攀、威风凛凛的样子,在另一种场合,又可以卑躬屈膝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在公务活动方面,他都没有任何通用的原则和准绳,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一概同意,在另一种场合他可以一概不同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是尽量保持自己的气派,不让人看出明显的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本身合不合道德,他的行为对俄罗斯帝国以至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益处还是极大的害处,他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等他当了大臣,不仅所有依靠他的人(依靠他的人和亲信是很多的),而且所有的外人以至于他本人都深信,他是一个非常贤明的治国之才。然而等到过了一些时候,他毫无建树,毫无政绩,等到一些跟他一样也能看懂和起草公文、外表体面而毫无原则的官僚,依照生存竞争的法则把他排挤出去,他也只好退职以后,大家才看明白了,他不仅不是一个特别贤明和深谋远虑的人才,而且是一个鼠目寸光、不学无术而又十分自负的人,其见解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和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十分自负、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依然深信他应该每年从国库领取许多钱,每年都应该得到新的装饰品来装饰他那讲究的服装。这种信念极其顽强,所以谁也不能拒绝他这种要求。所以他每年都要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酬劳费,因为他在最高国家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每年都要得到他十分看重的新的权利,可以把新的丝绦钉在肩膀上或长裤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质星章佩戴在礼服上。因此,这位伯爵就有很广阔的交往。
伯爵就像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公务那样,听完聂赫留朵夫的话。他听完以后,就说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一封是给上诉司参政官沃尔夫的。
“大家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他说,“他很感激我,一定会尽力去办。”
公爵写的另一封信是给上诉委员会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说的菲道霞·比留科娃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想写封信给皇后,他就说,这事确实很动人,等有机会,可以在那里面说说这件事。但是他不能保证。上诉还是按正常步骤进行吧。如果有机会,他想,如果召他去参加星期四的宫内恳谈会,他也许要谈一谈。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艾特的信,立刻就前往这几个地方。
他先去找玛丽艾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听说她嫁给了一个飞黄腾达的人。聂赫留朵夫听说过那人的一些劣迹,主要是听说他对成百上千的政治犯心狠手辣,折磨政治犯是他的专长。于是聂赫留朵夫又像往常一样,心里觉得难受得不得了,因为他为了帮助被压迫的人,必须来到压迫者一边,向他们求情,要求他们多多少少,哪怕在对待某几个人方面,约制一下他们习以为常、大概也不以为意的残酷行为,而这就好像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了。在这类情况下,他心中总是感到很矛盾,很不满意自己,而且动摇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去求情,但最后总是决定去求情。要知道,这是因为,他去找玛丽艾特和她的丈夫虽然是很不舒服的、可耻的和不愉快的,可是只有这样,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不幸的、正受折腾的女人才能得到释放,她和她的亲人才能不再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向这些人求情是虚伪的,因为虽然这些人把他看作自己人,可是他已经不把他们看作自己人了,除此以外,他一到这些人当中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习惯的旧轨道,不由地受到这个圈子里的玩世不恭和不讲道德的风气的影响。他在姨妈家里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最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语调。
总之,久违的彼得堡使他感受到的是那种常有的刺激肉体、麻痹精神的气氛一切都是那样清洁、舒适、方便,主要的则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彬彬有礼的马车夫为他赶着车从一个个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彬彬有礼的警察身边经过,穿过一条条漂漂亮亮、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马路,擦过一座座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楼房,来到玛丽艾特住的河滨那座楼房门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英国人模样的马车夫坐在驭座上,一张脸有一半是络腮胡子,身穿号衣,手执马鞭,露出一副高傲的神气。
一个穿着极其整洁的制服的门房开了通往前厅的门,前厅里站着一个仆役,穿着更加干净的号衣,号衣上镶有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极有气派。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又新又干净的制服上佩着一把军刀。
“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夫人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递过伯爵夫人的信,又掏出自己的名片,然后走到一张小桌前,上面放着来宾留言簿,他就写道来访未晤,甚为遗憾,这时仆役走到楼梯口,门房就走到大门口,喝道“车来!”
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站定,两手贴在裤缝上,用眼睛迎送迈着快得跟她的气派不相称的步子从楼上下来的痩瘦的、个头儿不高的太太。玛丽艾特头戴一顶插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色斗篷,手上戴着崭新的黑手套,脸上蒙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一张娇艳的脸和一双明亮的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
“哦,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公爵!”
她用愉快而好听的声音说。
“我差点儿认不出来了……”
“怎么,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那还用说,当初我跟妹妹还爱上了您哩,”
她用法语说,“不过,您的模样儿可是变多了。哎呀,真对不起,我要出门了。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她说着,犹犹豫豫地站下来。
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上卡敏斯卡娅家去参加祭祷。她可是伤心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