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它就是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那种从容不迫的雍容气质,以及那美妙的苏料釉色,都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迷恋之情。
梁冀也按住双膝,身子前倾,像宠溺自己孩子一样望着它,一脸陶醉:“这个馆里好瓷器也有那么几件,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经常一个人看半天都看不够。”
我脑门顶在玻璃柜上,尽量凑近。这么轻易就看到了它,让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前三个罐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才能接触到其中的秘密,现在第四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面前,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其实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远比你想象中简单。
我尽量去观察,努力去寻找上面的釉囊衣。可惜间隔还是太远,加上玻璃擦得不是很干净,影响了观察效果。非得把它抱起来看,用手去触摸凹凸,才能分辨出准确位置。我把手贴在柜子上,努力抓过去,现在这个秘密离我近在咫尺,真恨不得立刻砸碎玻璃,把它狠狠抱住。
有了它,我就拥有四个坐标,在与老朝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这罐子哪里弄来的?”
我问。
梁冀道:“哦,这件不是出土文物,是一九五八年建馆的时候从民间收上来的,可惜捐献者的档案早就找不到了。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我怀疑是战乱逃难至此的大户从北边带过来的。”
民国二十年之后,五罐分散。前四件分别落到药、郑、柳、欧阳几家手里,这第五个罐子流落山东,也不足为奇。
我盯着柜子端详良久,眼睛盯着青花罐,脑子里却在飞快盘算。
跟博物馆打交道,和古董铺子完全不同。古董商人重利,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可以谈。博物馆是事业单位,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学术气氛重,官僚气息也重。不按规矩来,事情很难办成。
我和药不是来得匆忙,只带了一份故宫开的介绍信,这是黄克武帮我们弄到的。但这介绍信只是介绍,没有管理效力,至于如何“借”
走罐子,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梁冀不知道我的心思,还在乐呵呵地给我讲解着。我问他这罐子是否曾经外借给兄弟博物馆展出什么的,梁冀断然否决:“这怎么可能,这虽然不是镇馆之宝,但也极具考古和欣赏价值,博物馆怎么可能会放走?我们提交藏品目录时,都不敢写得太清楚,就是怕别人借走了不还。”
难怪烟烟查的目录上语焉不详,原来还藏了这个心思在里头。我心想这可麻烦了,这里如此看重这件文物,拿走的难度岂不是更大?
这时药不是走过去,把我推开,开口问道:“这个,能买吗?”
梁冀脸色骤然就变了。我急道:“药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国家文物,不允许买卖,那是犯罪。”
药不是不动声色:“我就是问问而已。”
梁冀仿佛受到了极大侮辱,他面色一变,把我们往屋外推:“我还以为你们是同行呢,想不到是古董贩子!滚滚滚,给我出去!”
我还想分辩几句,结果梁冀根本不听。他膀大腰圆,推搡我们两个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这么被生生赶出了博物馆。
我站在大街上,低声埋怨药不是,怪他太唐突。明知道梁冀是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干吗还说那种话刺激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好感,一下子全没了。药不是道:“他只是研究员而已,连副馆长都算不上,这事他做不了主。”
“那你干吗跟他说这个?”
“我可不是跟他说。”
药不是伸出手臂,往前一指。我回头看去,一个矮胖子从博物馆里走出来,冲我们使了个眼色,做了“跟我走”
的手势。我们跟着他走到一处僻静角落。矮胖子递给我张名片,我一看,原来他是这里的馆长。
“两位刚才跟梁老师的交谈,我恰好都听到了。梁老师是个专业人才,对外这块接触不多,工作态度有点简单粗暴,我替他道个歉。”
馆长笑眯眯地说。
我和药不是都没吭声,知道肯定还有下文。馆长道:“刚才这位先生问的……是能不能买?”
药不是点点头。
“我们博物馆是公益事业单位,不是地摊儿市场,绝不允许出现文物倒买倒卖的行为。”
馆长严肃地指出,随即又说道,“当然,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对藏品进行严格筛选,去芜存菁,优化品质。”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我们都听明白了。博物馆不能倒买倒卖,但没说不能处理赝品。有馆长居中操作,找一个专家,出一份鉴定报告说这几件文物是假的,按赝品报废淘汰,偷偷流到古董贩子手里,这钱还不用过博物馆的账——就算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只消回一句“鉴定有争议”
就结了,没法追责,谁鉴定古董还没个走眼的时候?
我出发之前,特意去问过沈云琛,她最有商业头脑,对这些猫腻门儿清。地方上的小博物馆生存窘迫,不得不各谋生路。倒卖馆藏文物,就成了唯一一条生财之道。馆长赤膊上阵,跟古董贩子亲自勾结,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