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跟着姑姑长大的。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但又总觉得似乎还是在情理之中,而在之后的相处里,这种她是个让经历造就成这种安静性格的判断就愈加肯定起来。
该怎么说呢,田惠是个多少有些可怜的女人,好像上天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对他格外的“眷顾”
,那是一种破坏性的“眷顾”
。
她是家里的二女儿,上头有个大哥,兄妹俩年龄相差很大,田惠出生那年,她大哥已经是快要初中毕业的年纪了。她的父母一直想要个女儿,只是,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对于这个孩子本身来说,出生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件幸事。
她的父母,都是文化人,我爸那种文化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知”
。她后来告诉我说,就在一九七三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下来之前,他的父母,这对从文革进入到狂热阶段开始就一直受迫害的“高知”
夫妻,在某个安静到显得死寂的夜晚,双双吞了过量的安眠药。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的下场一样,死,是他们最悲怆的抉择,与结局。
并不能说选择了死亡的人懦弱,那个时代,有骨气的人,为了信仰而死,没胆量的人,为了解脱而死。但无论如何,死,都给每个选择了它的人开了一扇足够宽敞的门,走过去了,就是一了百了的释然。
人都说知识分子心眼儿窄,容不得人说一个“不”
字儿。于是在满都是“不”
的年月,有的人敷衍趋势去了,有的人慷慨赴死去了,有的人像牲口像草芥一样的活下来、熬过来,也许能东山再起,也许,就像我爸那样,成了个宁可平淡隐居在闹市间过着不为人知的日子的凡人。
学者的光环,他自己摘下去了,我想,他是再也不想戴,再也戴不起了。
田惠的父母,用死亡作为坚守着那光环的最终方式与宣言。
那之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关于要对部分知识分子网开一面的指示下来了,他父母没有赶上,没能等到。
于是,她和她哥哥进了姑姑的家门槛,于是,那个原本就清贫的家庭又多了两张饥饿的嘴。那年,田惠刚刚学会走路。
“我还不怎么会叫‘爸’‘妈’,就要重新学着叫‘姑姑’‘姑父’了。”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哀伤,她说那也许是因为自己几乎对父母没有来得及存下些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想,那只是个不想让自己过于哀怜自己的借口。
不过,打击还远没有结束。
文革在三年之后偃旗息鼓,画了句号,又是三年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那年,他大哥田缨上了战场。跟着他最崇拜的许世友将军的队伍,上了老山前线。蜷缩在猫耳洞里,用血肉之躯守着那方寸之地。
我想现在的孩子听说过猫耳洞的怕是已经少之又少了吧,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猫耳洞并不是陌生的名词。我不记得我少年时听过多少老山英雄的事迹,也没想到在时间已经走到无所谓有没有英雄存在的二十世纪末,会再接触到老山英雄这个名词。
那是个无名英雄。
田惠说,她记得的,关于大哥的最后印象,是那张年轻的脸在告诉家人自己即将跟着“和尚”
将军上战场时的亢奋,“军人生来为战胜”
,他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