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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案中案40(第1页)

原本打算针对张秀文的个人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由于调查王元鹅的社会关系,顺藤摸瓜之下自然追踪到了张秀文。

张秀文原名张继文,同王乾山离婚后才更名为张秀文。这也是马弘文的人直到现在才摸清她和王元鹅之间的关系的缘由。

个人姓名可以变更,身份证号码却不会改变。问题在于,警方仅知道张继文这个姓名,却不知道其身份证号码。

办案人员最初以“张继文”

这一姓名追踪调查,结果找出来许多同名同姓的,却没有一个曾是王乾山老婆。

2oo8年利用信息化办案的手段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一筹莫展的办案人员忽然想到王乾山的一对子女仍跟着母亲生活,灵机一动便开始搜索孩子的姓名,因此才追踪到张秀文。

张秀文于1974年出生,小学毕业,北方人,爱吃大葱,没有阅读的爱好,却喜欢“瞎折腾”

,也就是鼓捣各类小实验,动手能力很强。

王乾山于1977年出生,准大学生,南方人,爱喝咖啡,自学中医,爱读《周易》。之所以说王乾山是准大学生,是因为他在高考毕业时,虽然考上了大学,但父亲王文辉却让他放弃学业,其中缘由后面再说。

这里要对比的是张秀文和王乾山,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之间的差异。光是根据王元鹅父母老家的邻居,和他们家的亲戚反馈的这些表面信息来看,似乎就能看出这二人最后为什么会以离婚收场。

问题在于,差异这么明显的两个人,又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在那个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年代,这两人原本应当是八竿子打不着,到底因为什么又会结婚?

这还得从二人的父辈说起。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

王文辉和张继文的父亲张余粮,同属于某王牌军猛虎师。这是一个和万岁军齐名的光荣部队。

王文辉是卫生员,张余粮是排长,二人同在一个连队。

上战场之前,别说新兵蛋子,就连张余粮这样的基层干部,从车上一下来,腿也是不自觉的哆嗦。

同时,天天大会小会,各种动员。平时很难见到的大小领导,这时候也天天在基层连队转悠,有时候还能跟师长甚至司令员一起喝上一碗酒。

渐渐的,在这种大氛围的影响下,张余粮也渐渐适应下来,变得积极勇敢。

但真正要上战场的前一晚,全排都失眠了,张余粮这些干部没有人敢睡觉,全部值班要确保看管好每一个人。

卫生员王文辉也失眠了。卫生员属连队直属,编制不在班排。同样睡不着的王文辉似乎不敢叨扰连长,就来找张余粮。

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临战之前,连队里要树立典型,还要抓思想落后分子,给动摇人员做通思想工作。

同张余粮闲聊的过程中,王文辉半开玩笑说不管是落后分子,还是思想有动摇,自己都沾点边。

在张余粮眼里,卫生员王文辉平时看起来非常乐观,不提上战场就很活泼,一提要上战场就变得扭扭捏捏,甚至很烦躁,训练的时候抵触情绪突出明显。

张余粮知道,王文辉这是拐着弯儿来找他疏通自己的思想工作。临战之前,紧张恐惧,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但王文辉又想让自己克服这种恐惧,所以才会有此举动。

于是,一番推心置腹后,张余粮才了解到,王文辉在老家有个儿子已经两岁多,但一直没法直立行走,多方就医后才确定是左腿先天性残疾。

王文辉家里另外还有两个姐姐,男丁只有他一个。所以,父母就催他回去赶紧再生一个。说白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家里人担心,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能娶到老婆,谁家好闺女会嫁给一个瘸子呢。

那时,“只能生一个”

的计划生育的国策还没有施行。

谁知道会突然碰上上前线的命令,这是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违抗的,所谓的军令如山便是如此。王文辉的思想包袱也就可想而知。

张余粮就要王文辉上了战场后,除了救人就尽量不要乱跑,还要他跟在自己身后,一切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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